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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新体育官方首页网站亚新体育官方首页网站亚新体育官方首页网站1982年，张爱萍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接到邱秘书的电话，告诉说：“首长被免职了。”

　　大家立即打开电视，看到新闻联播中正在宣读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的职务任免消息，其中张爱萍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原来，早在国务院准备搞机构改革前，张爱萍就已经给中央递交了退休报告，但奇怪的是，就在张爱萍被免职后，却一直没有接到中央对他离休报告的批复。

　　1977年十一大召开之际，张爱萍被约见，点名要张爱萍任职秘书长。

　　关于这个任命，张爱萍是推辞的，这并不是单纯的谦虚，而是张爱萍考虑到目前国家需要的是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人。他从1956年就协助元帅主抓这一摊，如今20年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给当助手。至于政工方面，目前军队的高级干部队伍中并不缺人才，罗瑞卿就很合适。

　　其实之所以选择张爱萍，是因为王震的力荐。王震对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但张爱萍推辞的话也是诚恳的，于是也理解了他的考虑，随后任命罗瑞卿为秘书长，主持的日常工作。而张爱萍则对许下“三年”承诺，表示自己“再干3年，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张爱萍已经70岁了，当时他领导的洲际导弹发射十分成功。眼看三年约定到时间了，张爱萍便向并提交了退休报告。

　　但是收到报告后，却没有批复，而是让张爱萍趁这个时间休息休息，可以去罗马尼亚旅行休假一段时间（当时中罗两国会互派休假团）。张爱萍同意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等张爱萍一行飞机刚落地，就看到罗方派出的高级接待人员。通过大使馆的人报告才得知，原来张爱萍走后，国内就给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张爱萍马上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于是罗方才会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来接待张爱萍。

　　其实当时除了张爱萍，王震也提交了退休报告，但因为他比张爱萍大两岁，就想着让张爱萍接班再干几年，于是就找到说出了这个意愿。没想到这次都没征求张爱萍的意见，直接就把他定下了。这也是因为知道张爱萍这人爱推辞，才把那些繁琐的程序都省了。

　　在罗马尼亚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张爱萍就回国任职了。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

　　当时我国与法国合作建设了一个大亚湾核电站，总规模只有30万千瓦机组。张爱萍想搞一个我们自己的核电站，再通过自力更生最终建设完全属于中国的核电工业体系。于是他便提出想让秦山核电站尽快上马。

　　张爱萍认为，把鼻子拴在外国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中国煤炭有过剩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核电力量，这是国防工业今后的出路，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

　　张爱萍解释说过剩的是高浓铀，是做的，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应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会受制于人。

　　结果主持人话锋一转，说张爱萍经常开会的时候都不在，总是请假。张爱萍马上反驳，说凡是和自己有关的会议他都参加了。

　　这个时候，方毅提出吃饭的话题试图打圆场，也夹起包，装作要走的样子，说你们再吵我就吃饭去了。

　　事后，也问了张爱萍开会请假的事情，张爱萍解释道：“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

　　听完用无奈的语气劝说道：“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

　　转眼半年过去了，1982年夏，中央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此时张爱萍去三线检查工作。晚上吃饭的时候，北京的邱秘书突然打来电话，告诉说：“首长被免职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诧异，打开电视换到中央台，看到里面的新闻联播刚好在播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的职务任免消息，其中有11人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其中就有张爱萍。

　　大家感到很奇怪，纷纷议论起来。张爱萍却说：“不要瞎议论，退休是正常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

　　好消息是，虽然张爱萍被免职了，但秦山核电站还是没有夭折。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定点于浙江海盐县东南的秦山山麓，取名秦山核电站。1983年，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中国成为世界第七个有能力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再说张爱萍被免职后，一直没有接到中央对他退休报告的批复。他自己也很奇怪，就一直等啊等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没有等来同意退休的决定，却等来了新的任命——中央决定由张爱萍担任副秘书长，并出任国防部长。11月1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这一日亚新体育全站，军委副秘书长杨勇送来了罗瑞卿讣告草本，张爱萍修改后，准备作急件送出，按了一下电铃，谁知警卫人员离岗了。他便拄着拐杖去找。

　　老天刚下过一场雨，地上有青苔，结果张爱萍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又骨折了。

　　这时不知谁从哪找来一个治腿的民间郎中。他对张爱萍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了。”

　　于是张爱萍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来说：“那你就试试吧。”

　　这个民间郎中用力拉伸张爱萍断折的手臂，疼得张爱萍眉头上的汗珠像下雨似地淌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正在这时，301医院的医生赶到了，远远地见着就大喊：“你们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

　　张爱萍将军一直都坚持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来华访问。此人在和张爱萍谈话时态度极其傲慢，甚至说出了不会把武器卖给中国的话。

　　但是，当下这个场合，直接开吵自然是不行的，于是张爱萍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你在这里给我说说看。”

　　张爱萍哪里能饶过他，继续说道：“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他的这话倒让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傻眼。中方翻译便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

　　张爱萍后来谈起此事时说：“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提的是技术合作。”

　　随后，张爱萍在审阅某重印的文件时，把“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它个一万架飞机”的话语给删掉了，并且，他还对人说：“即使有钱了，人家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我们。花钱买不来现代化。”

　　张爱萍是一个非常有脾气，有个性的人，任职国防部长后，他的性格也是和从前一样。

　　一次，张爱萍乘车外出，突然发现司机竟然闯了红灯，便问司机：“红灯了，你为什么不停车？”

　　对比张爱萍，再看看现如今手里有一些权利就要发挥到极致的人，思想觉悟真是高下立见。

　　1986年，张爱萍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体检后，医生说看到他肾脏的X光片上有一个阴影，但具体是什么还不清楚。想要知道到底是囊肿还是癌细胞，就得做活检。可是做活检要穿透，又怕引起癌细胞转移。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医生们认为再耽误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对张爱萍说出了他们的顾虑。

　　1987年9月，张爱萍决定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退休之前，他想到四川老家和云南老山前线去看看。

　　他在成都下飞机后，为了首长的安全和行车顺利，当地有关部门调动了一些警力维持交通。张爱萍发现后，问秘书为什么路边都是警察。

　　张爱萍听了很生气，一挥手让他们马上撤离。警察走后，张爱萍的车队也进入了达县。一到驻地，张爱萍就直接上街，热情地和群众们聊天。

　　从张爱萍将军参加革命起，已经58年没回老家了。当地政府为此特别请来了张爱萍的亲戚们，整了一桌好菜，想让大家相聚一下。

　　结果，随行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和张爱萍的秘书都设法说服张爱萍接受这个既成的安排。

　　张爱萍的秘书邓德江后来回忆说：“老将军儒雅风流，清正廉明，那天却是真的生气了，让随行的同志都战战兢兢，亲戚们也都回家去了。”

　　次日，张爱萍一早就驱车出发，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然后他亲自一家一户拜访亲戚朋友、父老乡亲，期间没花公家的一分钱。

　　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张爱萍请求辞去副秘书长，获得了批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撤掉了。

　　其实，这时他还是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尽管他已经也递交了辞呈，但要等到次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方可获准。

　　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张爱萍卸任国防部长等职务，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了。这时张爱萍已经78岁。对于父亲退休后的生活，他的儿子张胜总结了几个字：他是“一个天真的人”。

　　1988年，张爱萍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他拿过来看了看，说了句：“要这个干什么？”然后顺手就把它挂在小孙子脖子上，说：“送给你！”

　　张爱萍爱散步，并称之为“走世界”。他住的北京四合院是方形的回廊，于是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向东……向北……向西……向南。”

　　孩子们去看他，他往往会邀请大家也加入这个散步的行列。一次亚新体育全站，张爱萍边走边风趣地说自己：“四肢断了三肢，肾脏摘掉一个，一只眼睛是人工晶体，心脏安有起搏器。哈哈，我是个机器人了！”

　　退休之后，张爱萍几乎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在党的十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每次开会，他照例是请假。按中央规定，中顾委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但对送来的各类文件，张爱萍从来连看都不看一眼。每逢重大节日庆典，有关部门给张爱萍发来邀请，他总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已经解甲归田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政务性的活动就不去了。”

　　但是，也有例外。遇到怀念老一代领导人，如、彭德怀以及故去的老同志的纪念活动，或者涉及“两弹一星”的活动，张爱萍却一定要去参加。有一次，两个纪念活动在时间上重叠，结果他还因此赶了场子。

　　2002年1月9日，是张爱萍92岁的生日，全家人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谁知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并且一发病就一下子变得很重。

　　这一次与往常不太一样，张爱萍躺在床上焦躁不安，一会儿要坐起来喝水，一会儿要爬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耐心地劝慰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但他还是做不到，一次又一次挣扎着坐起来，每次都折腾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并且，他还固执地不允许别人贴近他，他自己挣扎坐起、躺下。很快他的精力便耗尽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呼吸。医生不得不切开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

　　其实在早一些时候，张爱萍似乎就对自己的生命终点有了预感。说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身边的人看见他屋里有了一个小摆设，会随口说：“这个挺漂亮的啊！”他则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他与子女们谈到一本书时，孩子们说：“我先翻翻。”他就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这些预兆让家人对他这次发病感到很不妙。

　　张爱萍终于不能说话了，时睡时醒。身边的人问他：“想听点什么？”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表情。旁边的护士说：“随便放点音乐吧，挑点他平时爱听的。”

　　他的二儿子张胜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盒《长征组歌》，于是音乐在病床前回荡：“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这时，张爱萍睁开了眼睛，他听见了！接着，他示意儿子拿一张纸来，颤抖地写了几个字：“末日到了！”